该案件无论在案件事实还是法律适用上均难称作典型，但其成为典型案例的原因包括：第一，法院通过判决警示了行为人及普通大众应当诚实守法。
桑斯坦认为，法律体系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默认规则，并且默认规则能够大大降低决策成本。[30]而正是在科层制的支配与影响下，地方法院执行公共政策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方面，基于执行公共政策自上而下的视角，[31]地方各级法院必须要对上级法院的公共政策予以贯彻和回应。
另一方面，增强了法院判决结果的权威性。[42] 张文显：《联动司法：诉讼社会境况下的司法模式》，《法律适用》2011年第1期，第2页。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对个人权利的维系，主要体现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的情形，集中表现在劳动合同纠纷的案件中。第二，在国家的政权组织原则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决定了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28] 参见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以司法影响力切入》，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76页。
随后的司法裁判实践，便在总体上呈现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倾向。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便是国家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也是司法通过案件裁判实现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到了20世纪中叶，对个人即基本权利的研究开始勃兴。
至于何为国民，马尔贝格写道，国民主权原则的创设者认为，公民集合体不可分，是一个非个体的、抽象的实体。[32]对此，马尔贝格承认：在纯粹法律意义上，国家机关应获得法律授权，宪法是法律秩序的顶点。（二）马尔贝格国家法学思想的争议 马尔贝格的国家法学思想也引发了诸多争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宪法、民主、联邦、区域一体化等理论的兴起，特别是对基本权利的关注，国家一般理论似乎已消亡殆尽。
在时间纬度上，马尔贝格对现代国家的研究以第三共和国为原点，向前推进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一、问题的提出 （一）为什么研究国家法学 国家法学作为典型的欧陆法学理论，经历了发端与鼎盛、变动与式微、解构与复兴三重发展阶段。
国家目的客观存在，且立足于国家产生的历史和政治要素，因而应作法学和社会学路径的合并研究。我自西方凝视着它，想象着它的背后是我向往的祖国。马尔贝格也承认国家起源是事实，但他拒绝接纳狄骥的现实主义国家学观点，也反对凯尔森所主张的规范体系（système de normes），而仅仅含糊其词使用了将共同体成员整体化的组织，以指代国家的起源。研究对象决定了国家法学的规范法学性质。
马尔贝格认为国民是唯一代表机关，但1791年宪法文本中所构建的君主与国民二元制却与之相悖。乐启良：《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研究》，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在空间维度上，马尔贝格汲取了德国国家学及法治国的基本理念，为法国传统的公法学研究加入了全新元素。马尔贝格作了严格区分：在社会学意义上，国家的实质构成要素为领土和人民。
[17]但马尔贝格认为，这是对国民主权原则的误读。而间接机关则属于从属机关，不由宪法设定权利和义务，不直接向国家负责，而向直接机关负责。
马尔贝格认为，相对于德语而言，法语中的souveraineté（主权）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包括三重含义：（1）最高权，即完全独立于国家权力（la puissance étatique）的至上权。因此，全面重构国家与国家机关的关系，理应成为国家法学的重要命题。
但近年来，欧洲恐袭频发，国家父爱主义的思潮似有回溯，一种潜在的将社会共同体纳入国家的学说慢慢显现，用以支持代表的整体性，国家的法人人格也重新被提出。21世纪初，民主理论超越国家概念范畴，地方民主、国际民主、社会民主等概念冲击传统代议制民主。立足马尔贝格的国家机关论，我们认为，在实证国家法学视角下，全国人大是唯一的国家意志表达机关，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均受到其制约。例如，民法中国家概念的使用及其确切意涵、[65]刑事司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66]行政法中行政主体的内涵及外延、[67]国家赔偿中的国家责任问题等。马尔贝格的国家法学思想兼具批判性及建构性：作为批判者的马尔贝格，坚决反对君主主权，认为法国的国家学说远远优于德国。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国家机构改革，但形式合宪理应作为改革的底线，重大改革应于法有据，这是全国人大是唯一的国家意志表达机关的必然逻辑结果。
法国由此确立了权力法定原则：权力因法律而设，且受制于法律。欧盟等区域化组织的出现促进了全球化的加速，国家一般理论继续式微。
[35] 代表与官员的区别最初由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安东尼·巴纳夫（Antoine Barnave）提出，代表表达的是国家意志，而官员是为了实现意志而去执行。因此，马尔贝格的国家法人说为完善中国时下的国家责任制度、呼吁国家自觉承担责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证成。
近年，涉及马尔贝格的研究更多出现于制宪权理论相关文献中，参见王建学：《制宪权与人权关系探源——以西耶斯的宪法人生为主线》，载《法学家》2014年第1期。许多部门法学者认为，正是宪法学界对国家法学研究的忽视，才导致了法秩序的零散和法适用的困难。
[69]因此，中国未来的宪法学研究可继续立足宪法文本，在文本中寻求宪法规范与其它部门法规范之间、国家法与党内法之间协调与解释的空间，通过实证法文本观察国家的组织结构及权力的运行。可见，马尔贝格所认为的议会是唯一的国家机关和法国的宪政实践并不契合。非经召集不得再次召开，这一条文证明选举机关不是常设机关，不能持续表达意志，因而不能代表国民。[2]马尔贝格出生于1861年，逝世于1935年，为法国著名宪法学者，在中文文献中一般被称为马尔佩或者马尔贝格。
[3]无论德国、还是法国，都有大量著述以《国家理论》《公法一般理论》《宪法精义》等为题，着力于研究国家组织的法律体系以及组织原则，旨在将对国家的研究转化为一门科学，或至少对国家法学的诸命题运用更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尔贝格因此认为，国家机关理论仅得以在国民主权原则下才能获得根本的制度保障，否则仅是君主的附庸。
[23] T.Hobbes, Léviathan, Paris, Sirey, 1971, ch.XVIII, p.180, traduit par F.Tricaud. [24] 同前注12，p.4。因此，议会虽作为国民的代表机关，但仅是君主意志下的国家机关。
（三）为什么研究马尔贝格 马尔贝格便是在上述德、法两国不同理论思潮的冲击下，立足法国独特的宪政体系，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国家法学理论。总体而论，马尔贝格以国家的法律建构为目的，以国民主权的确认为主线，以大革命法律思想为渊源，实现了逻辑上的三步推进：第一步，从大革命实证法上确认了国民主权原则相对于君主主权及人民主权的优越性，并实现了最高权力的双重变迁。
在中国当下宪法文本中，国家的正当性存在着一定的解释困难：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国家观和人民主权原则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观之间存在可能的抵触。在此基础上还提炼了国家拟制法人说及单一国家机关理论等核心观点。但遗憾的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烙上了强烈的国家主义痕迹，国家并没有承担责任的自觉。但马尔贝格拒绝将国民降格为代表，国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唯一正当享有者，而代表仅是国家机关。
为论证此点，马尔贝格梳理了1791年宪法文本第三编中的选举条款，指出无论是初级议会（积极公民组成），还是选举议会（负责国民议员的选举），都不能代表国民。[28] L.Duguit, Létat,le droit objectif et la loi positive, t.1,Albert Fontemoing,1901, Paris, p.261。
[72] 更详细论证，参见秦前红：《重大改革应于法有据：国家监察委员会授权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20世纪著名宪法学者雷蒙·卡尔·德·马尔贝格正是法国一脉的坐标性人物。
在此一问题上，马尔贝格更倾向于拉班德的思想，认为法教义学视野下的的国家主要研究国家制度的组织结构，描述国家如何实现整体性组织。[11]第二步，在国民主权学说下，论证国家是拟制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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